[摘要] 女性因性别比较优势和生理特点而决定了其较多分担家庭劳动并在社会市场化劳动中的参与率低于男性,尽管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世界相比不低,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存在的生存、发展状态,会因就业差异而产生相对弱势状态依然十分明显,角色紧张导致的顾此失彼使女性在职场的就业绩效并不令人满意,作为家庭劳动部分的价值则往往容易因为缺乏合适的评价机制而被低估。有意识地提出家庭保障机制作为被社会公共政策所承认的制度安排,通过政策和法律体系的规范给予这一部分非正式就业的价值予以肯定,不仅有利于认识女性就业方式的特殊性,也有利于为女性在其人的发展之经济基础上也构建起必要的制度。

[关键词] 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女性就业;人的发展选择

作者:江波,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人的发展经济学

来源:《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11期。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Family and Social Security:

Women’s Two Employment Methods and People’s Choice of Development

Jiang 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Female gender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its share in the family and in the society more labor market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is lower than men, although China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compared with the world is not low, but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exists as a social group,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and have a relatively weak state is still very obvious, the tension of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workplace to care for this and lose that job performance is not satisfactory, as part of the family labor value is often eas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underestimated. Consciously put forward family safeguard mechanism a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social public policy is recognized, this part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affirmed the value through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specification giving, not only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the special nature of female employment, but also conducive to wome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pers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cessary system.

Key words: family secu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female employment; development choice

女性在就业的选择中,始终比男性多一个两难选择,家庭优先还是职场优先?虽然不少城镇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男性趋于平均化,出现类似于男性的职场优先的就业倾向选择,但是由于女性在传统社会习俗的期望中被定位于女主内,婚后的女性即使与丈夫一同追求职场的就业效率和事业的成功,也会存在既顶着社会女强人又把不贤淑的帽子戴在头上的双重压力。劳动生产率在产业技术不够发达的约束下,社会职场的劳动绩效和收益偏低,使得进入职场的女性在和丈夫一同支撑着家庭开支的同时,又不得不陷入双重角色紧张的尴尬之中。设计出能够将女性家庭劳动价值合理评估的思想观念和法律体系,让家庭保障为女性在社会保障之外有一个合适的依托,这样不仅能客观地认识女性在社会劳动就业效率低于男性的原因,也将使女性人的发展获得来自家庭保障的支点,这对于充分承认女性的劳动贡献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客观认识到女性在职场劳动羁绊的化解需要社会进步。

一、女性市场就业参与率低的原因与后果

根据数据分析,不断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就业格局中,因专业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差异,女性就业率比重低于男性10多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5~34年龄组的数据两性就业率的差距为11.8%①。在产业分布上,第二产业女性较男性就业率低了6~8个百分点,在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农林牧渔业等岗位上,也低于男性10~15个百分点。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中国就业体制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效率优先的制度选择外,自然也有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担负的家庭角色导致的职场阅历中断,受教育程度差异引起在专业技术人员岗位上的人力资本积累欠缺,以及企业改革时减员增效,不少家庭选择二保一策略等原因。

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和在发展中的选择机会,长期困扰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发展”的话题,其在经济关系中的位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力主张提高女性的社会化劳动参与率,也引发过一些讨论。其一,没有关注到女性在劳动参与中的比较劣势和比较优势,“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够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一样可以做得到”。这个提法缺乏科学性的支持,生理特点造成需要爆发性体力的劳动活动中,女性只是比较劣势。不发挥女性比较优势的就业安排,不仅不能给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反而会伤害女性的身心健康。其二,在孕育后代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注定女性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专业化劳动中断时期。从25~34岁的女性市场化劳动参与率最低的数据可以体现,生育和抚育后代的时间对女性就业行为的干扰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放开二胎的时间还很短,该政策变动对女性生育行为对其就业参与的影响大小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但可以从逻辑上推演,这个时间只会延长3~5年。其三,劳动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显示出女性就业如果不注重发挥其比较优势,将使更多的需要女性充分展示她们细致耐心和专注力的一些岗位,诸如教师、医生、服务行业和工业生产中的标准化操作等,不一定能够达到男女劳动绩效均等化,在讲求绩效的市场化薪酬评估体系中,女性的薪酬水平低于男性也会成为一个无法化解的难题。

虽然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显得偏高的,这与中国政府长期鼓励男女平等和同工同酬有很大关系。但这并没有使得女性的社会劳动就业效率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水平,这其中主要影响因素便是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场景的就业方式,降低了其社会劳动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和专业化的绩效。

经济地位不仅决定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劳动中的绩效高低,还将进一步影响女性在人的发展方面的机会获取。招工中的性别歧视,可能比年龄歧视更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原因不简单是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是用人单位的现实选择。尽管政府政策上,可以用生育补偿社会统筹等思路,来弱化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中断职场劳动对单位绩效的影响,将单位承担的成本转为社会承担,但是从个人的职场价值形成与成长的维度上考察,由于专业化的工作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缺乏连续性的贯彻其职场阅历的始终过程,自然在职场竞争中很难不成为弱者。

更为严重的是,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女性在作为职场劳动者和家庭主妇双重角色紧张中,往往以后一个角色为主,前一个角色为辅,使得在职场竞争中,用人单位有女性不能担当起与其职场角色匹配的工作。这时就不再是性别歧视的问题了,而是女性职场陷阱的困境了:一开始是担心女性可能较弱的专业能力和比较优势,担负工作时可能无法像男性一样保证绩效,后来是女性甘于在职场上的弱势地位的表现,使用人单位只好将其列入具有比较劣势的用人名单中,不仅无法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发展机会,而且形成陷阱式难堪,怎么选择都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竞争者。

二、按照家庭经济学的逻辑,女性较少参与市场化的劳动,有利于其家庭收益最大化

贝克尔分析到,在结婚后组成家庭的夫妻之间,常见的分工是丈夫从事带有“市场交易”性质的劳动,妻子依据传统的偏好,将其大部分的劳动时间分配给做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上。这样的分工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生理因素,女性不适合在外面奔波而更加愿意选择家庭内部的工作;其二则是各自的经验的区别以及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的不同。由于长期的差别化性别定位,女性在受职业教育方面的积累总量小于男性。在一个寻求分工效率的家庭选择中,女性必然会倾向于让丈夫做全职的市场化劳动参与就业,而自己选择家庭就业方式,这样在人力与时间配置的积累方面的专门化以后,家庭的总收益也会增大。

在有关家庭劳动分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丈夫的收入水平关系显著。在一个家庭内部的分工设计当中,妻子较丈夫的潜在的市场工资收益能力有显著差别,并且这个差别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情况下,市场工资率较高的丈夫会使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更多的投入市场劳动中去。同时相应地,妻子作为市场工资率较低的一方,自然会减少市场劳动参与的活动,将时间更多的分配给家庭内部的劳动。因此,在家庭劳动方式分工选择的行为上,不仅需要看女性在职场中的就业机会和个人劳动供给倾向,还需要看她与整个男性的工资状况的差异比较。如果整个差异是普遍的,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那么女性会主动选择较多家庭劳动,同时放弃相当一部分的市场化参与的劳动就业。不少发达国家女性市场化劳动参与程度不高,不一定是性别歧视的结果,而可能与家庭就业决策选择中的收益最大化倾向有关。

当然,如果一些国家出现女性市场化劳动参与率持续上涨,按照贝克尔模型分析,可能是女性的市场工资率有所增长导致家庭的分工有了新的变化。电影《克莱默夫妇》描述一个妻子有很好的职场收益和稳定的发展机会,丈夫选择在家看护孩子和打理家务,这样的事情虽然也并不普遍,但在边际选择上已经可以证明,女性也可能会因为市场化劳动参与的工资率高于男性,从而出现另外一种家庭劳动分工。这个案例本身说明,性别歧视并不能充分解释女性工资率为什么常常低于男性,以及女性在家庭劳动参与比例高于男性,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发展”时受到来自男性的不公平对待等等。性别歧视需要限定在除去女性职场就业的绩效低于男性的因素,在男女职场绩效相等的情况下,依然优先雇佣男性职工才成立。而现实中更多的表现是女性职场劳动绩效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低于男性,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尽然是女性的懒惰,而是女性受到来自家庭劳动分摊的明显多于男性的羁绊,无法全心全意投入职场劳动中。

比较优势理论应该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这个家庭分工的现象。当劳动参与行为的经济收入在家庭总收益中的比重较大时,夫妻劳动参与选择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形是在夫妻双方收入都较低的情况下,女性的市场化劳动参与率会比较高。因为丈夫一人的劳动收入远不足以应对家庭生活开支,妻子即使能够在家庭内部劳动节约一部分抚育子女的保姆费用和教育费用,但货币收入最大化是这类家庭的首要选择。另一种情形则是夫妻一方收入较高的情况下,相对较低的一方可以选择按比较优势来退出或部分退出市场化的劳动参与行为,成为较多担负家庭劳动的一方。这类似于欠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选择,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作为出口品种,而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则内部自产自销。

所以女性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还是和其家庭的经济生产率直接相关。如果其生产率是欠发达的,则只能做发挥比较优势的选择。当然,女性因为被固化在家庭的岗位上以后,导致其人力资本积累缓慢,从而其作为一个“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愈来愈严峻,与丈夫之间也形成二元就业结构,最后形成与丈夫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不断扩大,进而使其在家庭中成为从属身份,这是需要用另外的诸如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市场化就业的公共政策,以及类似于在法律上明确家庭劳动的价值,丈夫需要对妻子的劳动成果支付影子工资等来改善。自然,未来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夫妻双方的工资能够大于家庭的消费支出,不再需要用女性的劳动分割成家庭和社会两个部分,尤其是不需要女性以家庭劳动为主的时候,那么女性真正充分自由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三、女性在家庭劳动中具有比较优势,但这个选择具有双刃效应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角色,女性是妻子、儿媳、女儿和母亲,其针对丈夫、公婆、父母和孩子的社会学存在价值,是市场化和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中,作为劳动力的职场价值不可替代的一个身份。

某种意义上看,虽然女性在正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价值有弱化的现象,然而在家庭的劳动过程中,其非正规就业提供的价值成为重要的贡献。自然,这个选择具有双刃效应。一方面,从家庭作为一个人们生活休息和消费的基本社会单元,主妇的家庭劳动带来的福利效应十分显著。这不仅体现在家务服务方面的劳动价值可以用其可能被社会供给方式替代的服务产品的货币价值来衡量,主妇提供的家务服务的劳动价值总和不会低于全职的低层劳动者的市场化劳动价值,而且由于亲情付出带来的精神价值,也使得任何一个社会都十分重视家庭这个社会单元给成员带来的福利价值。家庭作为幸福生活的港湾是双重体现的,既有家务服务体现的效用价值,也有和谐伦理带来的精神享受。然而,另一方面,女性非正规就业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其人的发展方面的负效应。

第一,市场化的社会习惯于用货币化的方式来评价劳动的价值,常常会低估女性在家庭劳动的服务价值。例如,家庭劳动往往没有规模经济效益,一个家庭的洗衣做饭带孩子,其效率自然不如洗衣社、餐馆和托儿所。倘若评估其中的精神价值,母亲对于幼儿的亲情抚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爱。其服务选择的唯一性和垄断性,只有富裕起来的人们才会关注其精神价值的奢侈品。或许在后工业化时代,个性化定制经济较大范围内取代以简单规模化获取单位产品产出成本降低的商业时代后,充满亲情和个人差别化消费效用的产品价值被充分认可,那时的女性家庭劳动价值才能被有效确认。“最爱妈妈做的菜”只是在打动人们内心那份温馨的记忆时才显露出来,多数情况下,在职场奔波的工薪阶层,不可能也无暇去细致地体验家庭劳动的那份精神价值。这个方面的遗憾,只能说明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够,工业化既是发展获得加速度的时期,也是一个抹杀个性化劳动价值的时期。

第二,家庭劳动往往因其非专业化,劳动技能和技术标准处于较低水平。从经验到知识,再到科学的总结过程,是一个家庭这样小规模的组织所不能承载的。类似于农业家庭土地承包制,在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按精细化生产和品质提升上做要求,家庭组织已经力不从心了。女性长期处于非专业化、非社会化的劳动方式中,缺乏竞争机制和比较意识,劳动技术的提升,对技术、文化和知识的渴求等方面会趋于淡漠。

第三,由于被区隔在有限家庭空间范围里,女性的劳动价值的延展性十分有限。没有从产品的市场规模化发展中寻找到技术提升和迭代更新的必要与可能。除非找到某一种与市场连接的管道,如藏族的唐卡图画、羌族的妇女刺绣,通过一些销售公司使其获得国际贸易的途径,以及目前互联网连接社群化的市场以后,可以将家庭收获的农产品进入流通,获得来自市场规模化的产业利益。

第四,原本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比较优势显著,因此一个家庭内部的男主外女主内是更加富有效率的选择。但是,因为这个比较优势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往往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消费,不能通过市场方式成为家庭经济规模扩展的动力和财务收入源泉,所以即使有一些主妇心灵手巧,精明能干,也只能给家庭带来窗明几净、家庭秩序井井有条,而不能给其更大的舞台和空间,更不可能有一个将经济形式向现代企业模式转换的可能。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非常有天赋且勤劳的乡村妇女,依然只能是围着锅台、孩子和有限的一些承包土地施展她的才华。从人的发展的经济基础来说,舞台的局限成为束缚女性发展的瓶颈。

四、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并不低,但女性就业的质量和效率有待提升

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女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劳动参与程度,相比较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显得不低。这或许是作为一个新制度下的劳动观念,无论是社会就业机制还是政府政策,都把女性参与家庭以外的劳动作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把中国女性带到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社会劳动参与高水平平台上面。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工业国,由于强大的社会化生产和交易平台,形成充分专业化的就业市场机制和劳动力竞争机制,尽管其远没有达到可以完全取代家庭这个组织在经济消费和某些服务供给功能的程度,但是,无论从机器大工业的技术还是从规模经济效益,足以给以往的家庭生产方式毁灭性的打击,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因其技术效率和规模非经济性,无法在市场上获得需求和发展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少数传统风味牛肉面馆类的家庭小企业,在生产工艺上因无法用现代技术来改造的家庭小农业等,其他绝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生产,都被大机器工业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下的现代服务业所取代了。倘若女性就业不能在市场化、社会化的劳动力交易平台上获得人力资源的充分认可,那么只可能被职场竞争机制淘汰。

因此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家庭作为抚育后代、亲情守护、赡养老人和承前启后的组织单元,有着目前不论哪一种社会组织都无法替代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在这个组织中劳动付出的女性成员,因其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生产组织中的角色紧张和缺乏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其作为一个整体群体的劳动绩效获得社会组织的认可低于男性。那么,虽然在生育付出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补偿,但仍然无法获得与其付出劳动量同等的回报和价值评估。作为一个充分尊重劳动价值和奉献就应该有回报的社会机制,这个结果对于女性是不够公平的。

市场经济遵循的是有投入才能有产出,有贡献才能有回报。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那一部分劳动,无法被社会市场交易机制所承认,也无法获得社会劳动保障机制设计中的体现。这一部分的劳动价值以及回报,只能出现在家庭保障机制设计中。家庭保障,指由家庭提供的对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它包括经济保障、服务保障和精神慰籍等方面的内容。在家庭保障中,家长或家庭主要成员充当着责任主体,每个家庭成员有较为明确的分工,从而形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长期互惠的内生机制。简单地说,社会保障是在以政府为主体形成的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和财富统筹,与个人劳动贡献挂钩的风险保障和养老保障机制。那么,家庭保障则是在家庭范围内,安排的家庭资源和财产,以及劳务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生活来源和养老保障机制。

在进入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产业发展阶段以后,传统家庭保障在现代社会中面临重新被评价功能和重新被构建的必要性。确实在现实中,家庭保障弱化乃至被社会保障所代替的趋势,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服务社会演进的一个必然选择。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冲击,家庭这个组织的内容和功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传统的家庭结构正逐步走向解体,由几世同堂缩小到核心家庭甚至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其所承担的许多功能也逐渐被社会机制和社会保障所替代。组织本身的演变引起其作用发挥有了很大的基础条件的变化,例如家庭越来越不再是一个生产组织,没有安排生产性劳动的可能。失去这个功能的家庭劳动,其劳动价值如何被评估,变得非常不确定。抚育子女、关爱老人的劳动行为,可以按市场化的家政服务来测算吗?亲情关爱的价值更多属于精神消费层面的内容,测算其大小永远是难题。同时,解体后的大家庭成年子女可能较多的离开家乡去外地谋生,赡养老人只能以货币支付方式来履行。

其次,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导致即使进入市场就业的男性,也无法提供赡养全家的货币化劳动收入,这样女性有必要与丈夫一起承担起进入职场就业来养家糊口。这样一来,女性有了两个社会角色: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由于第二个角色也不是全职地扮演,所以很多时候是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家庭主妇是一个非正规就业范畴的身份,其非专业性、非职业特色,其劳动生产率和价值贡献,也是因技术成长有限而被认定为简单劳动和低价值劳动。尤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将一部分子女教育功能由学校和社会专业化培训班来担负以后,广泛发展的餐饮服务、家政服务可以取代许多过去由家庭主妇承担的家庭劳动。

第三,人们的社会职业角色是不断被生产技术进步提升内容的,在这个角色下,人力资本处于不断因学历和职场经验而丰富的过程。2003—2012年中国女性就业与人力资本关系演变的数据显示,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数量有所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在工业有所降低,服务业领域有显著提高。2003年,全国第二产业城镇女性就业为1633.5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年。2012年,第二产业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总数为2107.2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比2003年的就业人员总数增加了29%,但是受教育年限下降了1%。第三产业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增加,但前者比后者增加得更为明显。2003年,全国第三产业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总数为2346.5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年。到了2012年,第三产业女性就业人员总数为3226.6万人,比2003年增加了37.5%;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8年,仅比2003年提高了2.4%。

第四,总体而论,受到家庭和职业劳动的双重压力,女性角色紧张而顾此失彼的状态十分普遍,其后果往往是以保护一方的就业效率而成为另一方的低效率的要素。当两种就业方式使得劳动力资源分成两个场景下的区隔状态,并频繁地转换角色,工作的专注性从而专业化的效率失去了。而且家庭无论从传统习俗还是从女性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效率而言,都是女性优先保持工作投入和绩效的场所,不仅涉及家庭福利改善而且涉及亲情关系的维系,一个不能很好操持家庭劳动的女性不仅被家庭内部施以压力,而且自己也无法获得温馨的家庭氛围。由于家庭劳动内部化和以细致服务为特征,女性的自然禀赋优势易于得到发挥。家庭这个场景是女性易于掌控和获得成就感的地方,也是她的人生归宿点和情感获得抚慰的港湾。所以在男女性家庭选择顺序上,较大比例的女性将家庭放做第一序列。随着家庭劳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加快,这个状况会有所改善,但估计女性会比男性更晚从对家庭劳动的羁绊中走出来。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是人类完全获得解放的标志,便是考虑了女性的这个双重劳动就业方式的特征以及女性的选择倾向。

五、不断弱化的家庭保障机制,与社会保障机制互补,为女性就业和发展提供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家庭劳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化方式呈现被替代趋势,但是这对于女性的职业选择过程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历程。有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回报的方式既有薪酬,也有对劳动职业风险的保障机制。人类保障来自于这些方面:家庭(早期还包括氏族或有血亲关系的宗族)、企业组织机构和公共组织(政府)。美国詹姆斯·S·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提出,保障组织分为两类:原始的社会组织(指家庭)和人工的社会组织(政府、政党、商业组织、慈善组织等),即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主要由政府、商业保险、慈善机构等人工的社会组织提供,而家庭保障由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提供。

家庭保障具有基础性、可靠性、高效性和伦理性的特点。

第一,家庭保障内容最为基础和全面,从幼儿哺育、抚养,到成长过程中的教育资源筹措、疾病照顾,以及老年期间生活起居、养老费用供给直至死后的丧葬,在生老病死的全过程全方位的保障资源和保障方式。

第二,家庭保障的可靠性显著。家庭作为依据血缘关系构筑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单元,从来就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生活的基础形式,尽管社会变化不断冲击着家庭组织的形式和内容,但是宗亲血缘作为其连接的纽带,其内在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也同时存在。至少家庭组织还远没有到会迅速被解构的时期,早期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家庭这个组织形式,便是认定幼儿的父本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稳定对后代的抚育责任,以及通过家庭方式展开生产和消费的一个有形组织方式。虽然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一个更大的宗族群落也会对某些遭遇危机的家庭给予适度的援助,不过基本的夫妻财产共有制度保证了家庭对生老病死的保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按照马斯洛五层次欲望说,越是低层次生存、安全的欲望,在家庭中越需要给予保障,也是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供给。

第三,家庭保障的高效性体现在资源的组织动员时,往往家庭内部的动员效率最高、应急反应最快、福利的保证最及时。早期的金融关系只能建立在血缘宗亲关系基础上,是因为这个资源动员的方式信息对称性强、资信信誉度高。

第四,家庭保障的伦理性,是说它建立在一直以来演变过来的相对稳定的伦理人伦基础上,抚育幼儿、赡养父母、兄弟互助等都是家庭成员间的伦理关系的本身规范和守则。这不仅源于历史传承的文化积淀,也是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其产业生产方式决定的。劳动生产本身也是以家庭作为基本组织边界的,经济剩余自然也归属于家庭内部。

工业化和经济要素组合方式市场化以来,这个家庭保障的方式便开始了弱化的趋势。劳动参与方式的改变,劳动关系从家庭内部的共同劳作和成果共享模式,变迁到以市场交易方式出售劳动时间,获取劳动薪酬和风险保障的模式。由于后一种模式的规模化扩张速度,以及专业化技术进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在总量和结构上都不断蚕食着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从而两个体系的此消彼长,即使是在参与率低于男性的女性市场化方式的劳动就业,也基本都超过50%。中国最高值达72%,近年来有所降低,但也在64%。一方面是社会劳动方式的不可避免地发展其规模与覆盖范围,另一方面是原有家庭的生产功能弱化,仅在少量的农业组织和商业与服务业组织中依然存在。

社会组织本身动员的保障资源和效率,也因为其规模和设计,在整个人类保障方式中占了上风。五险一金的制度和租房公积金的设计,加上职业年金、商业机构提供的寿险等,一个劳动者能够在家庭之外获得的保障手段和总量,远远大于家庭内部的部分。只是在目前女性就业方式依然是二元结构的状态下,家庭保障被弱化以后,女性劳动的为家庭付出的那部分,怎么补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家庭保障仍然是人们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保障形式。在家庭内部要完成儿童哺育、少年教育和老年赡养,相当一部分的生活服务也是以家庭方式来供应和消费。人类先有家庭保障后有社会保障,虽然家庭保障因社会保障不断强化而有弱化的趋势,但社会保障却不可能完全代替家庭保障。在女性一方面提供家庭成员的保障的同时,其他成员也向她提供家庭保障,尤其是丈夫以全职职场劳动获取较高经济收益以后,妻子可以获得共享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仅体现在夫妻财产共有制度中的各拥有一半的权力,更体现在妻子在家庭劳动付出的价值的社会法律制度的认可。日本和法国以及北欧等一些国家在法律确认妻子的家庭劳动的市场影子价格,从而对担负份额较多的家庭劳动的一方,在法律明确享用者应该支付报酬。这不仅对于遭遇感情变故的女性,可以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获得比原有一半的家庭财产权更多的补充,而且对现存的家庭关系也是一个超出伦理关系之外的制度调适。丈夫在职场收益高于妻子的情况,不尽然都是丈夫工作绩效高于妻子的本身报酬,还有作为分工,妻子承担家庭劳动的补偿部分的经济计算。

这个法律制度虽然还是不能完全替代女性在职场半心半意工作状态,在职场经验积累,专业化技术持续进步以及社会组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远高于家庭组织的绩效,使女性在处于以家庭劳动分工为其部分人生就业方式选择下的职场价值竞争力偏低,最后在长期的人生职场赛跑中多数不能获得与男性平分秋色的业绩,但是已经是一个社会理念和制度方面的进步了。作为女性自身,恐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机遇的时候,还需要等待到家庭劳动绝大部分都被社会劳动所取代,女性不再是两个场景下的就业模式,并且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和职场经验积累过程中都基本与男性无差别时,那时女性人的发展的黄金时代才能到来。

注释:

①李小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就业规模与结构变化》,载于《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第15至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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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